以下文章来源于中国记者 ,作者申琰 吕星中国记者.与传媒同步 与记者同行
本文转载自“中国记者”公众号
原文于2022年2月11日发布
作者:申琰 吕星
一个冬日暖阳的早晨,《中国记者》杂志两位记者来到新华社体育部,采访国际奥委会新闻委员会委员周杰,探密国际奥委会及其相关部门的运行和工作,揭密奥运会媒体代表的产生分配机制,揭开北京冬奥会整体防疫指南媒体运行部分出炉的精细过程。
周杰(右)与《中国记者》杂志记者申琰(左二)、吕星(左一)在采访中。
1
奥运会媒体代表的
产生机制和名额分配
参与奥运会报道的两大类媒体
第一类是广播电视媒体。OBS(全称:奥林匹克广播服务公司),是国际奥委会设立的一家专门负责奥运会电视公共信号制作的公司,该公司制作的电视公共信号将被提供给各持权转播商。持权转播商通过向国际奥委会支付购买电视信号费用产生。国际奥委会在出售电视转播权时实行区域竞价的方式,一个区域内的电视转播权价高者得。由于电视转播权价格持续上涨,有的地区一家电视机构难以承担转播费用,该地区电视机构就会通过电视联盟和国际奥委会进行电视转播权的谈判。
比如,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现在是和国际奥委会单独谈判电视转播权。2021年9月,总台和国际奥委会达成新周期中国大陆和澳门地区的独家奥运会转播权协议,合作赛时包括2026年冬奥会、2028年夏季奥运会、2030年冬奥会以及2032年夏季奥运会。1998年,当时的央视是通过亚广联与国际奥委会签约获得2000年、2004年和2008年三届夏季奥运会在中国大陆的独家电视转播权。在国际奥委会市场收入蛋糕中,电视转播权收入占据了73%以上的份额。北京冬奥会,共有74家持权转播商,代表着全球200多家电视台或电视频道。
周杰委员介绍,OBS日常运营人数并不多,但在转播奥运会比赛时,OBS会依据项目特点和电视台制作实力,从全球招募制作团队,制作公共信号,这个时候人数可能会达1000-1500人。比如在东京奥运会时,我国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就承担了羽毛球、乒乓球等项目公共信号制作任务。通过这种方式,OBS确保可以使用最先进的技术、最高职业水准传播奥运会的图像与声音,全方位满足持权转播商的需求。
第二类是文字(摄影)媒体。由于奥运会是巨大的新闻资源,文字摄影媒体门槛又不像广播电视这么高,所以想报道奥运会的文字媒体代表潜在人数巨大,如果不加以限制,会增加奥组委的负担,现场记者的采访报道环境和条件也难以保障。因此,国际奥委会做出规定,夏奥会的文字媒体代表人数不超过6000人,冬奥会则不超过3000人。
媒体代表名额的产生和分配
周杰委员告诉我们,东京奥运会的媒体注册人数逾16000人,这其中广播电视媒体代表12000人左右,文字摄影媒体4500名左右。当时后者实际注册人数将近6000人,因为疫情原因,有1000多名文字记者最终没有前往东京采访报道。
东京奥运会文字摄影媒体将近6000个的名额中,有1200个直接分配给国际奥委会认可的国际通讯社、国际奥委会的官方图片社盖蒂以及东道主通讯社共同社。剩下的4000个左右名额在各国/地区奥委会之间进行分配。周杰委员又举了北京冬奥会的例子,北京冬奥会文字摄影媒体代表名额不超过3000个,其中分配给国际奥委会认可的国际通讯社的名额大概是600个。
周杰委员在谈到两类媒体名额分配时说,广播电视媒体名额分配比较简单,就是分配给持权转播商,文字摄影类媒体代表名额的分配则要更复杂一些。除直接切出一块分配给国际奥委会认可的国际通讯社外,国际奥委会一般是把名额分给各国/地区奥委会,由各国/地区奥委会再往下分。而分配给各国/地区奥委会数量多少的确定也有一套科学的机制,要平衡各方面因素,包括:前两届奥运会分配的媒体代表数量、本国/地区奥运代表团近几届的奥运会成绩、是否是上、下或本届奥运会的主办国,等等。
综合国力、体育实力、报道能力是媒体代表名额多寡的关键因素
周杰委员以新华社为例说明媒体代表名额的多寡与综合国力和体育实力息息相关。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新华社从中国奥委会拿到30个媒体代表名额,到了2000年悉尼奥运会,这个名额也才涨到39个。这之后,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改革开放力度加大,各方面实力增长,体育运动成绩的提高等,特别是2001年北京成功申办2008年奥运会后,新华社从国际奥委会得到的名额就有了显著增加。
新华社在与国际奥委会协商2004年奥运会媒体代表名额时,国际奥委会直接给了新华社80个名额,并把这80个名额放在其给中国奥委会200个媒体代表名额的大盘子里,后来,这种直接协商数额的形式延续了下来。
到了2019年,新华社正式成为国际奥委会认可的国际通讯社,但彼时东京奥运会文字摄影媒体名额已经分配完毕,所以新华社与国际奥委会对东京奥运会的名额又进行了协商,争取到了更多名额。
北京冬奥会时,新华社作为国际通讯社和东道主通讯社,在名额分配上得到倾斜,获得165个名额,此外还有9个非持权转播商的名额,这样加起来实际上就是174个,在国际通讯社中名列首位。此外新华社旗下的参考消息还有14个名额,新华社一家共计188个注册名额。作为北京冬奥会的东道主,整个中国得到的媒体注册名额约为275个,在各国/地区奥委会中注册名额高居第一。
周杰委员感慨地说,中国媒体注册名额增加,中国国力的增强和中国体育成绩进步是决定因素,但也与中国媒体的报道能力、报道成绩和影响力的提升直接相关。
2
北京冬奥会防疫“手册”
媒体运行部分是如何出炉的?
合理的防疫指南要满足两方面需求
在疫情形势下,如何出台更合理的防疫指南和要求,既能保证运动员、媒体人员和东道国民众的安全,又能保障顺利开展比赛和向世界传播呈现冬奥盛况,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工作。
北京冬奥会防疫工作出台了两本手册,即《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运动员和随队官员防疫手册》、《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其他利益相关防疫手册》。周杰委员说,体育圈把这个整体的防疫指南称为“圣经”,由北京冬奥组委和国际奥委会协商形成。涉及媒体的部分,由国际奥委会媒体运行部、北京冬奥组委媒体运行部、疾控部门和其他相关各方多次讨论协商,最终成形。
初版形成后,国际奥委会媒体运行部、北京冬奥组委媒体运行部就召集新闻委员会以及大的媒体机构成员举行线上会议,介绍北京冬奥会媒体运行服务防疫设想。新闻委员会和相关媒体机构会就不太明白的地方提出问题,或者提出意见建议。北京冬奥组委媒体运行部对问题进行解答,对意见建议根据实际或者吸收,或者做出解释。
北京冬奥会的防疫政策力求达到双赢
北京冬奥组委的防疫政策根据自身情况,吸收了国际奥委会的一些建议和观点,达到双赢:一个是通过实行全过程闭环,确保了国内民众的安全。二是通过远端健康监测和核酸检查,在确保所有奥林匹克大家庭成员安全和身体健康的同时,保证他们顺利参赛和开展相关工作,也给媒体报道提供便利。
所谓远端健康监测就是外国运动员、外国记者以及其他奥林匹克大家庭成员在入境中国前,要有14天的自我健康监测,入境前的96小时要有间隔24小时的两次核酸阴性证明,还要求完成全程疫苗接种,除非有医学豁免。
事前的充分告知确保媒体服务满意度
每届奥运会总会有媒体不满意组委会的安排,如何破解这个问题?周杰委员说,每届奥运会,无论组委会做得多么完美,总会有媒体记者对组委会的一些具体做法、政策不满意。如何减少这种情况?很重要的一点是事前的充分告知。北京冬奥组委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到位,疫情防控手册出来以后,北京冬奥组委积极配合国际奥委会,利用各种渠道、场合和各方面力量向全球解读这个政策。这种充分的告知和解释确保能得到最大程度的理解。
北京冬奥会有一个集成的App,叫冬奥通,冬奥通并不是用来监测记者或运动员的行踪(因为在闭环内,相关人员享有充分的自由,不需要监测行踪),而是让相关人员每日在App里上报健康数据,使用起来非常便利。周杰委员说,东京奥运会把比赛场馆、主新闻中心和记者所在的酒店,也纳入了类似闭环的管理,叫做泡泡管理,但是这个泡泡容易破,比如记者从酒店出来马上可能就跟当地民众混杂在一起了。
在目前全球防疫形势下,北京冬奥会在安排和管理上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北京冬奥会上,记者从驻地酒店出来去主新闻中心,只能坐媒体专用班车。在酒店里,注册人员每24小时要做一次核酸检测,如果没做的话就不能出酒店工作,所有人都要严格遵守这些规定。此外,媒体记者在工作时要戴口罩,而且是N95标准口罩。记者和记者之间要保持一米的间隔,记者和运动员之间要保持至少两米的间隔等都是最基本的规定。当然如果哪名记者特别想出闭环进行街采,那么他就需要执行出闭环后先隔离21天的规定。
周杰委员介绍说,北京冬奥会科技创新非常多,从媒体运行角度来说,疫情下的技术创新可能主要体现在如何在减少接触的情况下最大程度地保障奥运报道和传播。据他所知,北京冬奥会的云采访和远程语音翻译系统都将极大方便记者的工作。前者在北京冬奥会测试赛时做了测试,效果不错,后者功能也很强大,只需要一个账号,记者不必亲自去往主新闻中心的新闻发布厅,就可以听到新闻发布会的内容,甚至可以进行提问。类似这些减少接触的技术,是5G技术的成熟和应用。
图为新华社成为国际奥委会认可的国际通讯社后,周杰委员作为新华社体育部副主任与同事一起和国际奥委会工作人员商讨后续工作(离镜头最远者)。
3
奥运组织工作和奥运报道小贴士
世界媒体大会和转播商大会发挥什么作用?
周杰委员告诉我们,一般来说奥运会开幕之前要开两次世界媒体大会,还有两次持权转播商大会,大会要达成的目的基本一样,就是这届奥运会的组委会,向转播商或者向全球的媒体机构代表,介绍整体的准备情况。这些准备情况包括很多内容,媒体注册、媒体抵离,海关、频率的申请等,非常具体,还包括物资运输通关,媒体的住宿,还有媒体的服务,比如车辆租用、收费卡,办公用品的租用等,大概有十几个大类,这两个会议就是便于媒体为奥运会做准备,因为媒体的确要提前很久进行大量的准备工作。
比如新华社的奥运报道筹备工作模式基本是:差不多提前两年确定名额人数,然后提前差不多一年半租用住房、预定工作间等,提前差不多一年开始报名。其他媒体也都差不多要走这一圈流程,而且这种准备是以两年为周期滚动式向前推进。
如何在奥运报道中避免遗憾?
周杰委员强调,事先的准备一定要充分,怎么准备都不为过。为了做好北京冬奥会报道,新华社从2021年10月份开始就通过线上方式对注册记者进行培训。通过培训,注册记者不仅要了解比赛规则、规程,了解奥运会历史,了解北京冬奥会整个筹备进程,还要了解自己所负责项目全球的运动员,特别是奥运会历史上取得优异成绩的知名运动员。因为这些知名运动员很有可能会到比赛现场,如果不了解,就可能会错过机会。
周杰委员以自己为例说明做好准备工作的重要性,1992年他第一次采访奥运会,在体操比赛场馆,他旁边坐了一位外国姑娘,两人聊天得知姑娘叫玛丽·雷顿,他马上意识到这位姑娘是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女子体操全能冠军,他当即抓住机会跟她聊了很长时间并写了一篇稿件。周杰委员也坦言,即使做了很充分的准备,即使在赛场上看到了,但由于历史积淀不够,也很有可能意识不到发生了什么或正确判断事件的重要性和意义。事后看到别人采写的内容后往往恍然大悟,继而捶胸顿足。
如何把握奥运报道第一落点?
周杰委员认为,第一落点最重要,第一落点要确保事实快速准确,所谓唯快不破,有一些突发事件便是要抢第一落点,以引导影响舆论。一旦错过了事实部分的第一落点,就可能会有扭曲事实的报道产生。奥运赛场上记者的眼睛不仅要关注赛场内,同时要关注到赛场外和赛事有关的方方面面,这样才不至于失去第一落点。
(作者申琰系新华社研究院主任编辑,吕星系新华社研究院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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