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于微信公众号：体育总局科研所书刊部
选自2024年11月28日发布的【人工智能时代全球体育的变革趋势探析——《奥林匹克AI议程》解析与中国借鉴】
作者：张家祥1 蔡艺1,2* 古晓晴1,3 张芷铭1
1. 湖南工业大学 体育学院
2. 广西大学 体育学院
3. 武汉体育学院 新闻传播学院
摘要：
《奥林匹克AI议程》（以下简称“AI议程”）是国际奥委会把握人工智能时代全球体育变革趋势的纲领性文件。运用文献资料分析、逻辑分析等方法对AI议程进行解析，在此基础上勘探我国体育高质量发展的未来进路。
AI议程在技术性凸显、耦合性增强和全局性拓展的时代背景下颁布，前瞻性地提出五大指导原则、五大战略目标以及一个全球性治理框架。
但作为世界范围的纲领性文件，在面临复杂交互情景时仍会遇到资源分配的公平难题、同中有异的价值难题、平台建设的公信难题和权责明晰的法理难题。
在充分吸取AI议程先进经验和解构其现实挑战的基础上，提出全球体育变革过程中我国体育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路径：
- 加强发展理念对接，凝集协同发展合力
- 把握智能时代机遇，发挥价值辐射作用
- 融合中国先进经验，抢占优势竞争位置
- 构建共建共治体系，破解行业转型难题
关键词：人工智能；《奥林匹克AI议程》；中国借鉴；智能化
近年来，以卷积神经网络（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自然语言处理（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和变换器模型（transformers）等先进算法为核心的人工智能深刻影响着人类的生产与生活。
在体育领域，人工智能正从技术角度深刻影响着体育的变革趋势。为应对广泛而深入的全球化、信息化、数字化与世界的民主化进程，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IOC）不断加快奥林匹克运动改革的步伐（黄璐 等，2021）。
2024年4月19日，IOC在伦敦正式发布《奥林匹克AI议程》（以下简称“AI议程”），这是IOC继2014年《奥林匹克2020议程》和2021年《奥林匹克2020+5议程》之后发布的第三部战略纲要，主要从5个重点领域展望了人工智能为体育带来的颠覆性改变，并从宏观角度构建了IOC引领全球体育领域开展人工智能计划的基本框架。
该纲要标志着IOC将人工智能视作推动体育变革的核心动力，也预示着全球体育领域的发展即将迎来一个全新的智能时代。
基于此，本研究在深入研究AI议程颁布的时代背景和文本细节的基础上，从战略角度探析人工智能时代全球体育的变革趋势，并就AI议程可能存在的执行困境进行探讨，旨在为我国体育事业在人工智能时代的风险应对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与借鉴。
一、拥抱数字革命：《奥林匹克AI议程》的时代背景
1.1 技术性凸显：数字化趋势下人工智能的蓬勃发展
技术决定论认为，技术发展是历史发展的主导力量，技术的进步将不可避免地影响社会和文化（杨国庆等，2023）。
21世纪初，数字技术开始快速涌现和发展，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资源不断融入人类的生活，打破了信息处理、传输和存储的传统范式（Anderson，2008），为社会生产方式打下了数字化烙印。
全球知名调研机构于2018年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全球1000强企业中有67%的企业将数字化转型作为其战略核心（陈冬梅 等，2020）。
人工智能是一项兼具成长性、融合性和智能性的数字技术，其算法和算力在近两年得到不断优化和升级，在六大技术领域中的应用都取得了革命性的纵深突破，其实践场域不再局限于图像处理、语音识别等单任务模式，而是逐渐成为赋能金融、医疗、教育、交通等多个领域高质量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图1）。
为适应人工智能的发展态势，各个经济体都制定了相应的战略文件，如美国的《国家人工智能发展与研究战略计划》、欧盟的《人工智能白皮书》以及我国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等，这些纲领文件从国情出发耙梳了人工智能技术与社会文化交融的生态框架和治理范式。
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之父顾拜旦提出，人类必须在历史遗产中聚集所有可能用来建构未来的力量（国际皮埃尔·德·顾拜旦委员会，2008）。
当“AI+模式”已成为技术发展的必然趋势，从中汲取灵感构建体育智能化转型的愿望图景既是以技术潜力锚定全球体育运动突破性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人类得以勘探体育本质及其存在思考的价值延伸。
1.2 耦合性增强：智能技术与奥林匹克运动的价值契合
人工智能的工具价值是否契合行业发展规划是决定二者兼容与否的重要标准。
奥林匹克格言“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鼓励运动员不断挑战自我，追求卓越，并且奥林匹克赛事的组织形式与内容体系也对国际体育的发展具有主导效用。将奥林匹克运动与人工智能的价值属性和工具属性同时纳入解构情景，两者深度契合的现实向度正是奥林匹克运动拥抱数字革命的必然选择。
首先，两者的要素耦合。
身体运动受到人与人、人与物以及物与物之间联结方式与联结内容的直接影响，传统运动范式中梳理这种关系的核心要素是经验，这种经验可以来源于自我练习，也能假借他人指导，而人工智能的角色要素是数据，它与经验要素之间既存在替补效用也存在辅助功能。
数据与经验之间的耦合能极大程度丰富体育活动的形式、决策和内容，最终实现人、机、物等体育活动要素在三元空间（物理空间、人类社会、信息空间）的智能融合（吴彰忠 等，2023）。
其次，两者的功能耦合。
一方面，人工智能具有将物理空间呈现转为数字化呈现的数字孪生特点，为运动员训练和比赛提供新兴的技术视野，具体应用形式包括
- 光学动作捕捉系统
- “3D+AI”跳水辅助训练系统（光明科技，2021）
- 乒乓球训练机器人庞伯特（腾讯网，2021）等
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又将数字化呈现进行物理空间模拟和修饰，为观众带来全新的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交互体验。人工智能的工具价值契合体育运动的现实需求，两者之间的功能耦合能够进一步推动奥林匹克运动的可持续发展。
最后，两者的价值耦合。
奥林匹克运动所倡导的“和平、友谊、进步”文化理念，与人工智能追求的“高效、智能、和谐”的社会发展目标相契合。
IOC所倡导的“公平、卓越和团结”价值观也能通过智能裁判、智能监管和智能遴选等人工智能技术手段得到新的诠释和拓展（刘佳明，2023）。
人工智能与奥林匹克运动的要素耦合、功能耦合和价值耦合为全球体育智能化发展的宏观布局提供了基本逻辑支撑，在技术迅猛发展的背景之下，二者持续的深度融合将引领全球体育进入全新的智能时代。
1.3 全局性拓展：奥林匹克运动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延伸
自2001年雅克·罗格就任IOC主席以来，消除盐湖城冬奥会申办丑闻引发的消极影响，重建IOC的公信力与各方信心，引领IOC组织模式适应时代趋势一直是IOC革新的方向之一。
在罗格发展思路的基础上，托马斯·巴赫继续推进全球体育变革，IOC于2014年颁布了《奥林匹克2020议程》，将可持续发展、青少年和公信力列为奥林匹克运动改革的三大支柱。
该议程以IOC旗下赛事为主导，通过多元手段推动环境、社会和经济领域的可持续发展，在培养端鼓励“干净运动员”建设，并在管理端聚焦善治，推进IOC的自身改革与发展（王成 等，2016）。
2021年，在《奥林匹克2020议程》圆满收官之际，针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健康危机和信息社会全球化数字化交织的复杂现状，IOC推出第二部战略文件《奥林匹克2020+5议程》，在前部议程的基础上继续增强可持续性建设和责任感倡导，鼓励以体育为平台促进疫情危机后全球的团结与和平，并在治理端确定“以善治促自治”的改革路径（黄璐，2022），持续提升IOC的公信力。
另外，该议程以技术机遇为导向，正式从战略角度制定了奥林匹克运动数字化转型的基本方向。
2024年，随着数字化趋势的加速发展，人工智能技术成为改变人类生活的变革性力量。IOC希冀通过挖掘人工智能这一新兴技术的全部潜力，加快全球体育变革，推进数字化发展，提高自身的治理能力和公信力。
在该愿景下，IOC秉承并深化前两部战略纲要的理念，为可持续性发展、治理体系改革和包容性建设等贯穿改革始终的重点环节赋予了新的时代特征。在奥林匹克运动发展亟需新战略引领之际，兼具全局性、连贯性、结构性和变化性的AI议程应运而生。
二、探析变革趋势：《奥林匹克AI议程》的内容解析
AI议程由2023年IOC成立的人工智能工作组牵头绘制，该工作组的人员分别是来自全球各地的人工智能先驱、学者、运动员、科技公司以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代表，其工作任务为全面评估人工智能技术在奥林匹克运动中的应用潜力，并制定相应的战略指导原则。
以全局视野来看，AI议程前瞻性地提出了人工智能技术为奥林匹克运动带来的预期影响，不但耙梳了人工智能的应用领域，确立了全球体育革新的愿景和指导原则，还探索了用于降低技术融入风险和促进人工智能技术公平使用的框架和治理机制（图2），是IOC从被动应对技术变革转向主动拥抱并引领变革的直观体现。
2.1 指导原则：从被动应对到固本兴新
AI议程在指导体育领域人工智能项目的确立、实施、管理和评估的过程中，不但要保持奥林匹克运动本质，又要利用技术机遇固本兴新，实现奥林匹克运动的可持续发展，具体体现为5项核心指导原则。
1）维护诚信精神
首先，公信力是《奥林匹克2020议程》的三大支柱之一（IOC，2014），在后续政策补充中始终保持公信力建设，是IOC开展工作的核心原则。IOC希冀在发掘人工智能潜力的过程中继续加强组织的廉政性、透明度与善治建设（IOC，2021），维护自身的诚信形象。
其次，AI议程强调所有参与主体要具备历史责任感，鼓励主体之间保持诚信关系，缓解算法黑箱难题下的伦理争议。
最后，诚信还意味着对技术应用安全性的考量，AI议程明确各行为主体在利用人工智能的技术时应保持动机的纯净，杜绝欺诈性行为，从而确保技术应用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2）降低参与门槛并提高公平性
首先，IOC旨在运用相关技术降低奥林匹克运动的参与门槛，确保人们能够平等参与体育运动并享受人工智能带来的福利。
其次，AI议程旨在通过奥林匹克运动促进世界团结，缓解数字鸿沟、数字壁垒和数字孤岛等包容性问题。
最后，公平性维护和准入规制休戚相关，不对等的技术支持意味着不同的竞争优势，将平等访问权建设纳入指导原则体现了AI议程基于对技术−经济范式特点的把握。
3）打造个性化体验
在数字化时代，人们的需求层次发生变化，自我实现逐渐成为人们所追求的重点。该原则关注到利益相关者与时俱进的情感需求，旨在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丰富人们参与运动的情感反馈，为参与者创造难忘和鼓舞人心的个性化体验。
4）尊重传统，拥抱创新
奥林匹克价值观从《奥林匹克宪章》提出的“鼓励努力”“维护人类尊严”“发展和谐”到如今提倡的“卓越、尊重和友谊”，都是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的基础。
AI议程在尊重奥林匹克传统和价值观的同时，也鼓励积极拥抱创新，将人工智能技术与奥林匹克运动的核心价值观相结合，探索新的可能性。
5）实现合作共赢
AI议程倡导在全球化趋势下加强国际合作，通过跨国交流，共同推进人工智能技术在奥林匹克运动中的应用和发展。另外，IOC也希冀寻求与奥林匹克运动内部和外部的众多利益相关者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打造机遇与风险知识分享的交互平台，携手推动奥林匹克运动的可持续发展。
2.2 战略目标：从单一零散到全面融合
在夯实指导原则的基础上，AI议程整合了已有和潜在的AI应用方向，以“技术+应用”的双轮驱动模式制定了详细的战略目标。
这些战略目标不再以单一、零散的“+AI”形式解决体育发展存在的现有问题，而是以全局性的“AI+”新发展范式布局全球体育革新的高质量发展道路。具体的变革方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为运动员提供支持，促进干净竞争和安全运动
从人工智能的工具价值出发，聚焦运动员的训练、比赛、康复全过程，从技术角度改善传统人才识别、运动能力提高、伤病康复、裁判水平和赛事监管等具体环节（图3）。具体措施包括：
- 利用人工智能相关技术评估运动表现、身体特征、运动技能和其他关键数据辅助识别潜在的体育人才，利用数据蒸馏革新选材体系；
- 通过虚拟教练等人工智能定制服务、动捕系统的识别功能和训练辅助机器人的新交互场景，重塑运动员的训练和指导模式，辅助提高运动员的竞技能力；
- 构建人机协同裁判模式，消解传统裁判体系中的主观偏见，并通过AI智慧系统对兴奋剂管制实现多维锁定和全链管理（徐伟康，2024），创设干净竞争环境；
- 进一步加强预防和妥善处理运动员的身心损伤，辅助加快康复进程，布局人工智能监控服务，保护运动员在比赛期间免受有目的性的网络霸凌行为（IOC，2024a）。
2）确保人们公平享受人工智能的福利
从技术的可及性维度出发，该目标强调既要坚守团结意识，又要以教育促进应用落地，从而增进人类福祉。
首先，IOC秉持以技术促团结的理念，关注数字弱势群体，期待以治理手段缓解数字鸿沟等发展问题，确保每位成员都能从变革性的新技术中受益。
其次，提升智能指导服务的可及性，创设跨国家、跨架构、跨服务商的理想数据流条件，为智能体生态中的全球教练员和运动员提供支持。
最后，全球体育革新的前提是必须夯实教育基础，通过复合人才的培养和多学科技术的深度融合，消弭访问权限不平等和发展不均衡等公平性障碍，促进人工智能在奥林匹克运动中的广泛应用。
3）注重可持续发展，优化赛事运营
聚焦于体育赛事维度，以IOC旗下赛事作为试点，推行智能运营并注重赛事的可持续发展，为全球体育赛事变革提供模板。
利用人工智能的线性规划和遗传算法构建“AI+赛事”体系，优化和简化奥运会组织流程。利用智能模型进行赛事结果管理、员工管理、交通物流规划、赛程排布等具体组织工作，以此提高赛事效率、降低成本并增加赛事的可持续性价值。
此外，人工智能还将被广泛用于优化体育场馆设计，实现规划设计科学化、建设实施生态化、运营过程低碳化（傅钢强 等，2021）的场馆建筑智慧化转型，通过数智技术完成大型体育赛事碳中和，减少体育运动对气候的影响，支持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同时，IOC承诺将分享上述人工智能应用场景的相关知识，帮助各主体在世界范围内举办更具吸引力、有成本效益的和可持续的赛事。
4）提升人们的参与度
以人的体验感为核心，通过颠覆性的技术手段打破交互次元壁，提高观众的赛事体验。
首先，观众能在数据公司（如埃森哲、IBM和思爱普等）所提供的更深层次数据分析的基础上革新观赛的内涵（郑芳 等，2019），在深层数据反馈中挖掘赛事魅力。
其次，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等技术将会为线上观众创设沉浸式交互情景，智能模型还将逐步推进转播、制作和编辑等流程的自动化，通过更少的功耗和网络物理空间减少转播的碳足迹，如人工智能自动捕捉赛事亮点、人工智能辅助赛报生成等技术的应用。
最后，强化学习背景的智能模型能为观众带来个性化体验，通过多轮监督微调（supervised fine-tuning）进行信息凝练，生成符合观众预期的定制赛事服务推荐，实现赛事市场在媒介赋能下的智能化。
5）提升IOC的管理效率
回归人工智能的技术逻辑，通过人工智能模型在管理方面的强大功能，辅助IOC提高管理效率、加强公信力建设，实现以善治促自治。
首先，利用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决策树和自然语言处理等技术，完成转录会议记录、协助多语言翻译、整理合同和档案等具体工作，简化内部沟通，促进合作并提升效率。
其次，利用人工智能模型提升财务工作效率、提供财务洞见。在可预见的迭代发展中，人工智能可以帮助组织简化财务任务，精准优化财务预测和报告的流程，极大提升资本管理的效率与效果，同时能够精准评估财务风险，确保IOC的财务工作满足各项监管要求。
最后，通过具有强化学习背景的人工智能应用，IOC既能够高效匹配候选人与岗位需求，大幅简化招聘流程，还能为员工提供定制化的入职培训，以支持员工的交互式培训与发展。
2.3 治理框架：从宽泛滞后到率先垂范
在人工智能促进变革的进程中，会伴随产生市场、法律和伦理等方面的治理困境。IOC洞察到了这些可能出现的关键问题并做出率先垂范，AI议程中提出了一套兼具科学性和时代性的治理框架。在新智能生态中，IOC力图扮演下述三方面的角色。
1）先驱者
IOC一直致力于积极探索前沿人工智能在奥林匹克运动中的应用前景，从2020年东京奥运会正式采用的3DAT技术、NeoFace识别系统等（IOC，2019），到2024巴黎奥运会采用的AI自动化8K直播、奥运会交互性数字遗产、运动员模拟旅程等人工智能模型（IOC，2024b），都是在IOC的统筹下不断完善和优化的成熟模型，旨在为全球开展体育赛事提供实践经验与参考范本。
2）催化剂
在IOC广泛的合作网络作用下，包括运动员团体、联合国、国际单项体育协会、职业体育联盟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多元主体都将积极开展人工智能技术的研究与应用，IOC还将在各个主体之间进行知识转移，传播人工智能技术的优势和风险信息，辅助各主体共同推动奥林匹克运动的智能化进程。
3）守护者
IOC将担负起对人工智能计划的监管职责，在技术融入的实践中通过治理手段积极解决各种随之产生的问题，从而保护奥林匹克运动的公平、公正与可持续发展。
为评估和降低人工智能风险，AI议程建立的治理框架对多个重要方面进行了考量。
1）在治理伊始，必须确保人工智能的使用符合奥林匹克运动的原则和价值观，公平、可持续性和诚信都将作为智能化转型的底层逻辑，为人工智能赋能体育发展树立基本原则。
2）智能系统的安全性和鲁棒性是监管的重要环节，投入使用的智能模型既不能对人员、场地、基础设施或组织构成包括网络安全在内的任何风险，还要在非预见性情况下也能准确运行，并保持其输出的可靠性和有效性。
3）IOC将会以具体政策要求推动运行流程的可记录和可追溯，明确人工智能结果的问责制，促使利益相关者明确自身在人工智能应用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及所承担的责任。
4）在奥林匹克赛事中，人工智能的应用和推广不得存在任何潜在的偏见或歧视，来自任何背景和地区的个人和组织都具有平等的技术受益权利。
5）在关于数据隐私的敏感问题上，IOC将会严格要求智能模型告知每位用户数据收集的方式，以及人工智能决策或输出内容将给他们带来的影响，确保收集和决策行为透明，并且在算法黑箱运行的灰色地带上，IOC也将确保数据收集、存储、处理、共享和销毁各流程都符合公众对隐私保护的要求，尊重参与者的信息权益。
三、审视现实挑战：《奥林匹克AI议程》的执行困境
尽管AI议程为全球体育的智能化转型提供了一套科学详尽的治理框架与目标指引，但在面临复杂交互情景中产生的社会、经济和技术问题时，依旧存在执行困境。
3.1 资源分配的公平难题
技术成熟度曲线是描述新技术在媒体上的曝光度或可见度随时间变化而变化的曲线（张学义 等，2019），从技术成熟度曲线的期望值和可见度两项指标来看，大众对人工智能技术的接受和适应速度存在滞后。
在追求超越性的奥林匹克运动中，工具试错到普遍流行之间的“滞后期”成本将会导致在某一段时间部分国家和组织处于优势地位，并且优势程度还与技术的先进程度直接挂钩，导致全球体育的变革面临公平性质疑。
将视野转向世界范围，数字鸿沟还会因客观条件的不同在技术创新扩散中被进一步拉大。在创新扩散早期，出于对网络外部性收益的考量，在新旧技术不兼容的客观条件下（王佰川 等，2022），主体对新技术在体育中的应用往往投鼠忌器。
这种网络外部性是指网络效应，由数字经济以数据要素为核心的特性决定（刘瑞明 等，2024），其影响因素一个是现有资源的锁定，包括基础设施资源、数据流资源、算力资源等，另一个则是达到临界质量（critical mass）后自我强化的跨越式增长。
两个因素之间不断相互影响，而“滞后期”也随着技术迭代频繁出现，导致创新和普及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处于先天技术优势的国家和组织的竞争优势也随之越来越大，即大部分国家还在技术资源第一个拐点攻坚时，少部分人工智能发达国家已实现相关技术的连续临界质量指标的跨越式发展。
在数字壁垒的客观限制下，难以完全消除资源分配的公平难题，这不仅加剧了全球体育竞赛的不平等性，也对奥林匹克运动的公平、公正和可持续发展构成了严重威胁。
3.2 同中有异的价值难题
将人工智能的发展作为国家战略已成为大部分国家的共识，但无论是美国的《国家人工智能发展与研究战略计划》、加拿大的《泛加拿大人工智能战略》，还是我国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都在价值层面存在巨大差异，包括人工智能技术的伦理认知、发展目标和道德准则等多个方面，同时各国的体育价值观也不尽相同，在这样的差异中找寻利益的平衡点成为奥林匹克运动变革的重要问题。
首先，在利用人工智能推动经济增长、提升生产力的基本前提下，各个经济体的战略目标存在分歧，如美国的人工智能战略就具有明显的战略导向，即以延续美国在新技术条件下的国家优势作为首要目的（何哲，2016）。这样的思维前提导致AI议程战略目标中所提到的“理想数据流的建立”面临孤岛风险，智能模型的可及性和访问权限的平等因技术主权的考量而无法实现。
其次，各国在体育领域中的文化价值观会影响体育智能化转型的方向，包括
- 个人观与群体观
- 未来观与过去观
- 单向制时间观与多向制时间观
- 理想主义观与现实主义观等（李加奎，2012）
在不同文化价值观的引导下，出现了赛事运作模式的差异，国家项目偏好的差异以及体育教育定位的差异等。不同的情感倾向会导致各国在奥林匹克运动中对人工智能所扮演角色的理解和期待截然不同，“为运动员提供支持，促进干净竞争和安全运动”“提升人们的参与度”的战略目标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全面推进面临现实梗阻。
最后，从伦理认知角度出发，各国在人工智能的伦理边界、隐私保护、数据所有权等方面持不同立场，对数字生态中人工智能与人类共同进化的智能关联体主义思想（蓝江，2023）的接受程度不同，导致在执行治理框架时的具体政策、流程和规范难以达成统一，亟需多方主体的共同努力与协调。
3.3 平台建设的公信难题
IOC是一个以公平公正等价值观为基础的组织，公信力是其生存之本（孙葆丽 等，2022）。
但自21世纪以来，IOC接连发生盐湖城冬奥会贿赂丑闻、东京奥运会围标贿赂丑闻、索契冬奥会兴奋剂丑闻等多个公信力危机事件，IOC在主办地城市的遴选和赛事监管过程中的腐败和利益冲突问题严重阻滞了自身的形象建设。
同时，受限于新冠肺炎疫情的现实影响，东京奥运会的延期和运动员健康安全管理科学性的质疑等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IOC的公信力。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IOC的廉政性、透明度与善治建设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首先，数字化背景下的奥林匹克赛事需要基础设施、模型布局、算力资源以及数据质量等多维度的供给，客观上涉及更多的经济利益，主办地、技术商、赞助商等多方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也更加激烈，IOC的决策过程也因此变得更加复杂，在国际足联等国际体育组织“信任破产”的叠加效应下，IOC能否率先垂范，建立公正、公开和透明的决策平台是公众关注的焦点。
其次，人工智能模型在接受输入数据之后，到输出决策结果之前会有一个无法洞悉的“黑箱”过程，在此过程中模型会自动进行数据处理、评估和行为分析（崔靖梓，2019），复杂的运行逻辑本身所具有的不透明性，为战略目标中提出的“人机协同裁判模式”带来公平性质疑。
即使IOC不存在主观破坏公平性的人工智能“黑哨”行为，只要智能模型出现技术失误，尽管是由随机误差、系统错误等技术自身的不稳定或虚拟性导致的（董新有 等，2024），也会在公众的猜疑声中为组织者扣上“不公”的帽子，进而折损平台的公信力。
最后，人工智能时代可能衍生出更多的作弊手段，如决策置换、数据陷阱和代码攻击等，这些新涌现的作弊手段在监管维度犹如新型“兴奋剂”，能大幅提高运动员或团队成绩且不易被发现和溯源，使得IOC在监管平台的建设方面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难题。
3.4 权责明晰的法理难题
AI议程明确了IOC的监管责任，但人工智能的技术特点决定了传统规制体系难以灵活处理随之产生的诸多问题。
另外，在国际背景下，IOC制定的监管标准还需考量与不同国家司法体系和法律解释对接的合理性和连贯性，这中间存在巨大的法理难题。
一是技术黑箱打破了“行为－责任”的界定链条（关乐宁 等，2024），产生了权责分配的模糊地带。
人工智能模型的功能不断完善，已初步具有自进化、自决策的行为能力，所以人和人工智能模型的关系不能再被简单看作权力主体（人）与权力客体（物）的基本附属关系，但作为一个非人类主体，人工智能并不具备相对应的责任能力，若在实际应用中出现了故障或误判甚至产生了致害性，其主体责任的分配就变得非常复杂。
一方面，由于人工智能缺乏主观意图和道德判断，将其视为完全的责任主体并不合理，只能通过很长的因果链条（王乐，2024）去追溯责任主体，但智能体的研发、调试、运行具有集体性、交互性特点，难以通过其中一个环节或一条数据进行定责；
另一方面，即使建立了复合责任实体，由于存在算法黑箱，模型的故障来源也难以明确定位，即便是开发者也无法准确解释每一次决策背后的全部逻辑，进一步增加了权责分配的困难。
二是IOC在为赛事建构新权责体系时还必须在国际与国家对接的层面寻找平衡点。
各国对数据主权和跨境数据流动的政策不同，对人工智能规制的法律标准不一，导致部分人机交互行为在个别国家或地区是可行且合法的，但在其他国家或地区则可能构成侵权或违法。
例如，欧盟的《人工智能法案》对数据隐私保护的优先级要求非常严格，而美国和中国更注重促进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在实际操作中对数据隐私保护的程度有所不同，不同主体在大型国际型赛事上可能会产生冲突。
四、勘探未来进路：《奥林匹克AI议程》的中国借鉴
人工智能时代我国体育强国建设的推进以及体育领域改革的全面深化是一项复杂且精细的系统工程，以下紧密围绕AI议程指导原则、战略目标和治理框架中的价值指向和先进经验，结合我国国情和数字化基础，勘探在全球体育变革过程中我国体育高质量发展的未来进路。
4.1 加强发展理念对接，凝集协同发展合力
AI议程中体现的发展理念，是IOC主动拥抱数字技术的价值体现，也是对未来体育领域发展的前瞻性思考，我国可以从中汲取先进经验，加强与AI议程发展理念的对接，为全球体育的变革凝聚高效的发展合力。
1）在组织领导方面，IOC深谙数字化时代的发展规律，组织了汇集多专业领域人才的人工智能工作组统筹全局，在发挥中枢协调作用的同时鼓励国际联合会、国家（地区）奥林匹克委员会、国际残奥委员会等奥林匹克运动的利益相关者共同致力于全球体育的变革。
据此，我国也要组建以复合人才为基础的工作小组，充分协调各方意见，汲取各领域前沿科学的重大成果。
从国家体育总局统筹体育智能化转型的基点出发，鼓励各省市体育部门、高校、体育协会、科研机构以及体育企业积极发挥各自的主体效能，自主构建多维度创新的作用模式，形成跨领域、跨部门的协同机制，同时要注意从顶层设计上精准把握“放权”与“监督”的分寸（李若洋 等，2022），既要营造多元主体积极参与的良好氛围，又不因监管缺位而导致人工智能在体育领域的无序发展。
2）在政策引导方面，强化政策引导是国际奥林匹克治理发展的主线之一，也是落实组织领导主体责任的表现形式（胡孝乾 等，2018）。
从《奥林匹克议程2020+5》提出“融入数字化世界”到AI议程提出“主动拥抱数字世界”的决策推进，每一步都紧密跟随科技发展的动向，用前瞻性的政策引领奥林匹克运动的可持续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发展人工智能提升到战略高度。202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深化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研发应用，开展“人工智能+”行动，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
我国对人工智能这一时代机遇始终保持高度的敏锐性和深远的战略视野，但在聚焦人工智能赋能体育革新的层面上还缺少具体的政策引导。
我国需以生产力基础和地区特色为出发点，定制符合我国体育发展实际的“人工智能+体育”政策，宏观上鼓励多元化融合尝试，因“地”制宜实现单个项目或单项群项目的智能化转型，同时，在人工智能发展的优势地区，开展试点实践工作，以点带面实现全面发展。
另外，政策制定需充分考虑人工智能技术的复杂性和体育领域的特殊性，审思未来发展将会遇到的人才供给、基础设施、算力资源、数据管理等具体问题，探寻隐私保护、权责分配、算法妨害等法理难题的化解之道。
4.2 把握智能时代机遇，发挥价值辐射作用
AI议程的五大战略目标对应了人工智能技术在体育领域中应用的5个核心方向，针对这些方向，我国应提前布局，从技术维度夯实发展基础，充分发挥人工智能在体育领域中的价值辐射作用，推动我国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1）将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重心转移到应用层面
算力资源在能源和计算力基础上是有限的，李彦宏在2024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强调大模型的发展重心还是“卷应用”（罗亦丹，2024），聚焦于专业应用的轻量级模型的可用率和优质率更高，因此体育领域人工智能模型的开发应该以功能性应用为导向，避免盲目追求模型参数的堆砌。
在此基础上着眼于AI议程的战略目标，把握后发优势，打造一批体育人工智能实验室（如人工智能开发实验室、数据工作实验室、“AI+训练”实验室、体育人工智能产业实验室等），整体谋划各类科研基站的发展范式、功能任务与评估体系，切实打造具有同案同判能力的智能裁判模型、训练辅助系统、动作评估系统、智能交互工具、数据分析工具等智能应用，形成具备竞争力的智能体育技术体系。
2）弥合专业人才缺口
据2023年的测算数据显示，中国人工智能领域人才缺口高达500万人（许礼清，2024），这个数据在人工智能深入融合背景下还在继续攀升。培养体育与人工智能交叉领域的复合人才将成为我国体育转型保持活力的关键因素。
首先，作为人才源头的各大高校要积极开展教育改革，创设新专业、新课程、新培养模式推进交叉学科知识互补，形成双向培养路径，即引导人工智能专业的学生学习体育专业知识或体育专业学生学习人工智能技术，提升智能体育人才基数。
其次，构建“政产学研用”创新协同育人工程，形成人才培养链条，鼓励学生在技术应用的全流程中实践学习，通过多主体角色协同发力，加强实践教学和创新创业教育，达成高效的资源整合和人才定向输出。
另外，为适应人工智能时代体育发展的专业需求，要提前设计相应的新职业岗位，如数据标注师、提示词工程师等，这些新的基础职业是促进技术落地的必要保障，也是提高我国体育复合人才储备的重要一环。
最后，国家要利用软文化输出倡导体育领域的从业人员（裁判、教练、营养师等）理清技术应用与自我实现之间的辩证关系，主动拥抱人工智能，通过转型既提高自身竞争力也弥合新要求下专业人才的缺口。
3）夯实人工智能基础配套设施建设
首先，我国需持续加大网络与通信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特别是对于偏远地区，确保网络的全面覆盖和稳定性，提升数据传输速度，以满足人工智能在体育赛事、训练、管理等方面的应用需求。
其次，为适应人工智能日益增加的算力要求，要继续保持对GPU集群、云计算平台、内存和存储设备等高性能计算设备开发的投资力度，以此更好地应对更为复杂的智能计算需求。
再次，需加快部署体育设备的数字化改造，推广和支持智能制造设备、智能传感器与物联网设备等智能硬件设备的更新换代（卢鹏 等，2024），提升体育工具的自动化和信息化水平。
最后，通过国家牵头统筹我国体育大数据建设，各省市体育部门全面铺开数据采集，实现全地区、全年龄段运动大数据摸查，并且严格进行数据过滤，化解数据失真、数据缺失和结构化不足等问题，从而全方位提高数据质量，提高智能模型的应用效率。
4.3 融合中国先进经验，抢占优势竞争位置
我国作为人工智能发达国家以及体育大国，在对接AI议程发展理念的同时，也要融合自身的先进经验，充分利用制度优势化解AI议程的执行困境，坚持中国特色，开辟中国道路，为全球体育发展提供中国方案。
体育新质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创新在体育领域的有机拓展，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重要论述的内在要求与时代使命（陶玉流 等，2024）。就内涵而言，我国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时代诉求与AI议程的发展目标不谋而合。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能在两者之间架起桥梁，实现价值导向的有机结合，帮助我国内化IOC经验的同时，也能为IOC突破AI议程执行困境贡献中国智慧。
具体而言，在供给端，需坚持以科技创新作为第一驱动力，基于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战略目标，巧用相关税收优惠政策、财政补贴政策、创新激励政策等积极引导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衔接体育产业智能转型，通过技术手段抢占我国体育竞争优势。
在需求端，将扩大内需作为战略基点，不但要持续推进体育职业赛事拥抱数字技术，也要通过政策和市场机制加大全民健身、体育教育和业余赛事方面的人工智能需求。
首先，针对群众在全民健身方面的切实需要，全面铺开健身场地设施的数字化、智能化和智慧化改造升级，实现居民体育锻炼数据的动态监测和多元化反馈，创设智能安全管理体系。
其次，为体育教学设备的智能化转型配套数字基础设施，打造个性化、互动化和趣味化的智能体育教学新场景，丰富人工智能市场。
最后，构建人工智能参与交互的智能民间体育赛事，利用技术资源消弭业余比赛在管理、反馈、宣传方面的羸弱现状，提高赛事质量，充分满足民众的体育文化需求的同时，也推动更多体育新质生产力发展。
基于上述手段，先依托国内市场形成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王一鸣，2021），后主动对接国际，依靠先进理论视野在双循环场域中牢牢掌握主动权。
我国的新型举国体制对于把握智能时代机遇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新型举国体制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传统举国体制与市场机制系统耦合及功能互补的新型模式（彭国强，2024），展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先进性。
宏观上，可以通过政策鼓励和市场激励引导人民主动聚焦“AI+体育”领域，通过主体利益的统一形成发展热点。
微观上，新型举国体制能通过国家力量广泛调动、组织和协调各种资源，为体育领域人工智能的发展提供坚实的政治保障。
同时，在融合进程中面临技术漏洞、人才供给、数据质量、法理纠纷等挑战时，新型举国体制还能够迅速布局“政产学研用”相结合的统筹协调攻关，从根本处化解矛盾并建立相应免疫机制，为应用落地快速积累实践经验。
此外，新型举国体制还能克服“技术−经济”范式逐利性的基本特征，在短期盈利期望极低的现实条件下实现全覆盖的基础设施保障，为“AI+体育”的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
4.4 构建共建共治体系，破解行业转型难题
AI议程治理框架的构建重点在于安全保障、角色责任、可及性、公平公正、透明、隐私保护等关键要素，这为我国体育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建设提供启示。与此同时，我国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观，具有负责任大国的政治勇气和国际担当（于洪君，2024），能为全球体育人工智能治理框架的实现贡献中国力量（图4）。
1）秉持科学原则，制定通用性治理标准
解决治理问题的首要步骤是立法，在理性智能体的技术运转逻辑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案无法明确而清晰地处理理性智能体所带来的新安全问题，强人工智能的智能性特点也决定了无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中关于权力主客体基本制度的直接标准去指定责任归属。
因此，我国要加快推进人工智能通用性法案的落地，对技术应用全过程进行监督，包括对技术厂商提出模型透明度要求、对算法决策进行公正性审查、对模型使用范围进行规制等。
另外通用性法案还可以引入设计者、使用者和智能体三位一体的复合责任实体（Johnson，2006），为复杂问题的权责划分提供科学参照，并且需定期评估人工智能是否能够成为完全伦理主体，需保持将其定义完全责任主体的预见性视野。
2）针对“四根主梁”的特征，构建定制化监督体系
除通用性法案外，体育人工智能的治理还需要在学校体育、竞技体育、社会体育和体育产业中进行细化。
在学校体育中，秉持以人为本的治理核心，保证智能模型在体育教学中应用的评价标准设置合理、算法设计得当、结果解读公开透明，坚决避免有失公平的歧视性评价（张鑫淼 等，2024），并在监督进程中加强对算法“价值观”的审核，杜绝不良意识形态渗入。
在竞技体育中，根据赛事特有的规则、流程和观众群体，构建更加多元和具体的监督标准，如技术使用的限制指标、数据访问的权限壁垒等。针对竞技体育中新的技术作弊手段和潜在的安全风险，构建快速响应机制，保障竞技体育赛事的公平、公正和安全。
在社会体育中，抓牢抓实人民的权利保障问题，关注模型运作期间的数据商用倾向，并建立多链反馈渠道，审核人工智能的行为策略输出是否存在安全隐患。切实了解各年龄段人群特别是数字弱势群体在使用人工智能产品时可能产生的公民权利、社会权利和经济权利折损等方面的潜在问题，对智能公共产品属性进行规范。
在体育产业方面，重点监管智能技术在商业应用中的合规性，包括赛事运营、市场推广、观众互动等方面的应用，防止数据滥用和不正当竞争行为，并要制定相应的行业标准和规范，鼓励模型数据格式的统一，严厉规制技术垄断的不良现象。
3）共建共治共享，形成多元化参与机制
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是我国面临治理问题做出的全新实践，落脚于“AI+体育”领域，在治理实践中不但需要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还要发挥技术商、体育企业、赛事组织等各市场主体自我治理的重要作用，引导建立定期沟通和协商机制，对行业转型和行业标准等问题进行动态性、前瞻性的分析和讨论，形成治理合力。
此外，我国在2023年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全球构建开放、公正、有效的治理机制，促进人工智能技术造福于人类。基于该大局思维，我国要将内部社会治理格局外化，主动引导更多国家主体参与，协助IOC搭建全球体育人工智能的多边治理框架，在更大的国际规则和制度网络中贡献中国力量。
五、结语
AI议程的主旨在于把握人工智能时代全球体育的变革趋势，人工智能与体育的深度融合是其创新、先进思维下的主动求变，也是全球体育应对技术机遇的必然选择。
IOC针对技术风口设立的五大战略目标，耙梳了全球视野下人工智能应用落地的具体范式，构建了引领全球体育领域开展人工智能计划的基本框架。
我国当以AI议程为参考，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充分发挥制度优势，积极构建领先的转型蓝图与治理体系，以新质生产力发展为驱动，以人工智能市场需求为导向，推动体育强国的建设及体育智能化转型的进程。
展望未来，技术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是复杂且多向的，当以当前的视角去窥探未来发展的道路时总会面临管中窥豹的历史困境，实践是获取真知的唯一途径。在人工智能与体育融合的宏大背景下，还有更多的未知和挑战需要广大学者和实务工作者们在实践中不断攻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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